宗教音樂與笙管樂種
　?。ㄒ唬?br /> 　　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，與此同時，來自印度及現(xiàn)在中國西域地區(qū)的文化與音樂，也隨之傳入中原。根據(jù)中國史學界的研究，中原地區(qū)的文化在較早的時間就開始向西域傳播，進入東漢時期，西域文化開始回流，雙向交流日漸頻繁。佛教東傳則是絲路文化中最突出的事項。
　　伴隨著禮佛儀式的需要，佛教借以傳播的重要手段棗音樂藝術，便需要與中國本土的音樂形式結合。佛教日常使用的音樂主要是贊唄，或稱梵唄。一般分為詠經(jīng)與歌贊兩部分，詠讀佛經(jīng)的稱“轉讀”，歌唱禮佛的稱“梵唄”。主要采用七字、五字、四字句式的短偈形式。這些贊頌佛祖、菩薩，詠唱經(jīng)文、詩贊的獨唱、齊唱、合唱，經(jīng)常用于講經(jīng)宣道、朝課暮誦、道場懺法、無遮齋會等儀式。毋須說，原用梵語演唱的贊唄，隨著經(jīng)文的翻譯過程，需要尋找它所面對的中國信徒能夠接受的、適合中國語言音韻特點的新曲調(diào)。唐人道世《法苑珠林》說“漢、梵既殊，音韻不可互用”。
　　涼ほ皎《高僧傳》記載了這種轉化的過程：“自大教東流，乃譯文者眾，而傳聲蓋寡。良由梵音重復，漢語單奇。若用梵音以詠漢語，則聲繁而偈迫；若用漢曲以詠梵文，則韻短而辟長。是故金言有譯，梵響無授。始有陳思王曹植，深愛音律，屬意經(jīng)音，既通般遮之瑞響，又感漁山之神制，于是刪治《瑞應本起》，以為學者之宗。傳聲則三千有余，在契則四十有二。”
　　這段記載說明，由于梵語與漢語的結構不同，無論用梵音詠漢語，或是用漢語歌梵聲，都難相通，所以翻譯的經(jīng)文雖多，但譯配的贊唄甚少。關注佛教的陳思王曹植，開始用中國的曲調(diào)譯配佛教贊唄。由于他對語言和音樂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，為推動這一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另一個推動佛教經(jīng)典與中國音樂文化結合的重要人物是梁武帝蕭衍。他既是一位帝王，借弘揚佛法來加強自己的統(tǒng)治地位，又是一位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具有深厚修養(yǎng)的人，因此他親制佛曲，把佛教儀式音樂與當時風行的清商樂融合一體。當然真正使佛教音樂中國化、通俗化的，還是眾多寺院中的藝僧。六朝時，許多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佛教節(jié)日中利用中國傳統(tǒng)的樂舞和百戲弘揚佛法，參與這些活動的有許多著名的藝僧?！堵尻栙に{記》記載道：當時的首都洛陽市的景樂寺，“至于六齋，常設女樂，歌聲繞梁，舞袖徐轉，絲管嘹亮、諧妙入神。”景明寺千余佛像巡街時，“香煙似霧，梵樂法音，聒動天地，百戲騰驤，所在駢比。”
　?。ǘ?br /> 　　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，也是佛教音樂經(jīng)過幾百年的華化過程，最終與中國化的音樂藝術融為一體的時期?！段骱釉娫挕份d：“李唐樂府有普光佛曲、日光明佛曲等八曲，入娑陀調(diào)；釋迦文佛曲、妙華佛曲等九曲，入迄食調(diào)；大妙至極曲、解曲，入越調(diào)；摩尼佛曲入雙調(diào)；蘇密七具佛曲、日騰光佛曲，入商調(diào)；婆羅樹佛曲等四曲，入羽調(diào)；遷星佛曲，入般涉調(diào)；提梵入移風調(diào)。”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到，佛曲的分類已經(jīng)按照宮廷音樂采用的俗樂或燕樂二十八調(diào)的宮調(diào)分類原則予以劃分，它們已經(jīng)完全融入中國的傳統(tǒng)藝術模式中。
　　唐代興起一種講唱佛經(jīng)的變文（又稱唱文、講唱文，緣起等），即把佛教故事繪成一幅幅連環(huán)畫，采用中國傳統(tǒng)的說唱音樂形式按圖講唱。這種藝術形式影響深遠，直至今日，民間宣講佛道教的《寶卷》，仍然相當程度上保持著這種形式。據(jù)《宋高僧傳》記載，宋代時烏龍山少康法師講唱的變文，“皆附會鄭衛(wèi)之聲變體而作，非哀非樂，不怨不怒，得處中曲韻。”可見變文的音樂采用了改編民間曲調(diào)的作法。
　?。ㄈ?br /> 　　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，它既具有一般宗教的特點，又綜合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神仙方術、原始巫教等因素，更受到儒家思想、佛教儀規(guī)的影響。與佛教一樣，道教也把音樂作為齋醮儀式中通神達圣的工具。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（415）寇謙之創(chuàng)建北天師道，科儀中所用“云中音誦”（“華夏頌”“步虛聲”）是道教運用音樂的較早記載。陸修靜在南方開展的道教改革，使科儀音樂日臻規(guī)范。
　　道教把先秦的思想家老子李聃奉為祖師，唐代帝王姓李，所以道教在唐代就受到帝王宮廷的大力推崇，上清、靈寶、正一派被奉為正統(tǒng)道教更有甚者，道教被視為國教，道士被奉為國師，皇家大典、國家祭奠均由道觀執(zhí)行，因此道教音樂也受到高度重視。高宗令宮廷樂工制作“道調(diào)”，玄宗詔道士大臣創(chuàng)制“道曲”，并在宮廷道場上親自教道士“步虛聲韻”。